聶春玉(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書長):山西之所以出現(xiàn)塌方式腐敗,我的體會就是相互作用的過程,下面也對上面有影響,上面也對下面有影響;山西的整體風氣對我本人也有影響,我的行為也對山西的風氣也有影響。
聶春玉,2014年8月被中央紀委調(diào)查,當時任職山西省委常委、省委秘書長。在此之前,2003年到2011年間,聶春玉在呂梁市先后擔任市長、市委書記。他落馬的主要原因,是在呂梁任職期間大肆買官賣官,嚴重程度在山西全省都相當突出,呂梁也因此成了山西“塌方式腐敗”的一個典型縮影。
董芳(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工作人員):他主要是大肆賣官鬻爵,我們調(diào)查過程中認定他有30個人給他行賄,這30個行賄人中間有29個人是黨員干部,這29個黨員干部遍及呂梁市所轄全部13個縣市區(qū)。這些黨員干部給聶春玉行賄的同時,也在收受他下屬黨員干部的賄賂。聶春玉他自己跑官、買官、賣官,自己帶頭把整個班子、整個隊伍帶壞了。所以在十八大以來,就是呂梁市當?shù)毓灿?span>5名地廳級干部,83名縣處級干部,因為違紀問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,其中17人被移送司法機關,依法處理。
位于山西中部的呂梁,曾經(jīng)是紅軍東征的主戰(zhàn)場、晉綏邊區(qū)首府和中央后委機關所在地。一部《呂梁英雄傳》,塑造了曾經(jīng)活躍在這里的抗日英雄群像,讓呂梁全國聞名。這樣一片有著紅色記憶的英雄土地,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被腐敗現(xiàn)象污染的呢?
聶春玉(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書長):山西為什么腐敗嚴重,關鍵是有資金來源。煤炭黃金十年,基本上就是2002年開始煤炭(趨好)形勢就好了,呂梁又是51%的國土面積下面都有煤,掌握實權的這一部分官員,就是礦主所行賄的對象。
2002年左右,煤炭需求隨著經(jīng)濟發(fā)展迅猛上漲,煤價急劇攀升,由此開始的十年,被稱為煤炭產(chǎn)業(yè)的“黃金十年”。呂梁市由于煤炭資源豐富,在這十年里飛速發(fā)展,從2000年前GDP全省倒數(shù)第一的最貧困地區(qū),到2010年GDP排名全省第四,增速全省第一。許多人一夜暴富,但心態(tài)也一夜失衡,權力和金錢相互纏繞的黑色鏈條也隨之生長、逐漸蔓延。
董芳(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工作人員):煤炭老板你要在山西,你要能拿到煤礦,而且能夠正常的生產(chǎn)開采,這樣都需要當?shù)仡I導干部的關照,這些煤炭老板,都會圍獵當?shù)氐目h委書記也好,縣長也好。這些領導干部需要錢的時候,他是隨時隨地會給這些領導干部準備。這些領導干部拿著他的錢去買官成功之后呢,跟他的關系更緊密,可以給他提供更多的幫助,所謂更大的庇護。
中陽鋼鐵有限公司是呂梁最大的一家民營企業(yè),集采煤、煉焦、煉鋼、發(fā)電等多種產(chǎn)業(yè)于一身。董事長袁玉珠多年來以逢年過節(jié)上門看望的方式,向不少官員輸送過利益。
袁玉珠(山西中陽鋼鐵有限公司原董事長):這個是誰說了算的問題,說的算的人肯定要去,說不算的人肯定也不去,權力大小決定給的大小。
當官位大小和利益多少掛上了鉤,不少人的權力觀發(fā)生了扭曲。跑官要官、買官賣官現(xiàn)象隨之越來越嚴重。
聶春玉(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書長):都是逢年過節(jié)看望,一般來說兩三萬美元。但是一般不直截了當說,我要當哪個書記,或者我要當哪個縣長,閑扯兩句話就走了,有時候他和你本人,不是硬塞給你了,不是的,他是看著你房間里面,比如說你公文包在桌子上面放著,他就直接拉開公文包把錢放到里面就走了。心里也都清楚,每個干部目的是,下一步是想干啥都清楚,應該清楚。
去呂梁任職之前,聶春玉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、省發(fā)展與改革研究中心做了20多年的研究工作,理論水平在山西小有名氣。2003年,48歲的他調(diào)任呂梁,第一次走上掌握實權的領導崗位,隨后他在呂梁主政的8年,正好趕上煤炭經(jīng)濟的黃金時期。然而,經(jīng)不住利益的誘惑,很快就迷失在權錢交易之中。
聶春玉(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書長):開始的時候有這個拒收的這種情況,隨后就是有選擇的,一部分人關系好,比如說咱們關系密切,我收,關系不密切的不收,再發(fā)展把這個收錢收物不當成多大的事,這個底線不能破,破了以后就收不住,破一次就收不住。
當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權力觀發(fā)生了扭曲,把執(zhí)掌的公權拿來做利益交換,對整個政治生態(tài)就會產(chǎn)生極其惡劣的影響。
辛鳴(中央黨校教授):上級腦子里面已經(jīng)不去想說哪個干部給我送禮,他在想哪個干部沒給我送禮。在那么一種不良的政治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下,好跟壞的標準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變化,反倒是其他方面的工作業(yè)績都擱到一邊去了,先考慮有沒有給我送錢,沒送錢就先擱到一邊去,你都進不到被選拔的視野里面來。
政治生態(tài)一旦敗壞,就會使一些政治上不堅定的干部滑到跑官、買官的邪路上去。閆剛平,呂梁市離石區(qū)委原書記,也是這次被調(diào)查處理的干部之一。
閆剛平(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(qū)區(qū)委原書記):各種因素都有,有自身的問題,也有環(huán)境的問題。
閆剛平說,他自認為想干事能干事,起初不愿意走跑官、買官的路子。然而2002年,呂梁市縣長換屆公開選拔,閆剛平考試成績名列前茅,但最后卻沒能當上縣長。
閆剛平(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(qū)區(qū)委原書記):我也沒有去活動活動啥的,在10個里面選6個,我后面的選上了,但是我沒選上。
這次的選拔結(jié)果,對閆剛平的心態(tài)產(chǎn)生了微妙的影響。隨后幾年里的一些人事變動,讓他的想法進一步發(fā)生改變。
閆剛平(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(qū)區(qū)委原書記):我一直是在給別人挪位子,我也感覺到了管用的是潛規(guī)則,不在于你工作怎么樣。你得要注意做工作的同時,還要不能忘了把上頭的關系理順,要處理好和上面的關系。
閆剛平所說的管用的“潛規(guī)則”、所謂的“處理好和上面的關系”等等,實際上就是“拿錢開路”、“花錢買官”。而一旦接受了潛規(guī)則,一切就變得不可收拾。因為要“送錢”就得“找錢”,行賄必然導致索賄、受賄。閆剛平第一次送錢上門是在2006年。
閆剛平(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(qū)區(qū)委原書記):我也請關系好的幫我準備一點(錢),我也去看看領導,逢年過節(jié)。
許多被調(diào)查處理的呂梁干部都提到了當時的污濁的風氣和環(huán)境,這些人既被它所影響,但同時自己又變成了這種風氣和環(huán)境的一部分。劉廣龍,多次以過年“看望”的名義,送給聶春玉總計上百萬元,在聶春玉的幫助下,由汾陽市代市長升任中陽縣委書記。
劉廣龍(山西省呂梁市政協(xié)原副主席):和我過去比,確實這幾年是放松了,而且放松得很厲害。心理上覺得當干部時間長了,當干部要比老百姓生活要好一點,以至于形成犯罪,自己也覺得很內(nèi)疚,三十多年黨齡,領導當了二十幾年,最后走到這一步。
吳俊平,共分13次送給聶春玉總計上百萬元,聶春玉幫助其由柳林縣副縣長升任呂梁市煤炭工業(yè)局局長。
吳俊平(山西省呂梁市煤炭工業(yè)局原局長):總的來講還是一句話,自己把這個線沒有劃清楚,哪些是正常的禮尚往來,哪些是違規(guī)違紀了,一種社會上不正常的現(xiàn)象,多了,就看成是正常了,所以這是犯錯誤走到這一步最大的根源。
據(jù)調(diào)查,這些有買官行為的干部,也都收受了下屬和企業(yè)的錢財。呂梁的從政環(huán)境,就這樣進一步惡性循環(huán)。而聶春玉自己在賣官的同時,也熱衷于向上跑官要官。每次到省會太原,他都忙于吃請送禮,經(jīng)營關系。
聶春玉(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書長):說實在的,我是有從搞研究到當官的變化。作為主觀上也就是思謀著,做了市長思謀著什么時候能做到書記,而且創(chuàng)造什么條件能夠做到書記,做了書記思謀著怎么能夠回到省里面當個副省級干部,目的就是為了升官。
當政治生態(tài)整體惡化,發(fā)生塌方式腐敗是必然的結(jié)果?;仡櫿麄€過程,身在其中的每個人都有責任,主要領導無疑負有更大的責任。
謝春濤(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):他有權力,他能夠發(fā)揮普通干部所難以發(fā)揮的作用,比如說首先自己行得正,如果有人想給你送錢,你不光堅決不收,甚至還嚴厲批評這些送錢的人,那一定會產(chǎn)生正面作用,讓那些有歪心思的人他打住了,讓那些正派的人堅定地正派。
政治生態(tài)如同自然生態(tài),一旦受到嚴重污染,治理起來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。山西落馬官員之多、塌方式腐敗之嚴重,令人觸目驚心。但是,想要扭轉(zhuǎn)被污染的生態(tài),就必須敢于直面問題、刮骨療毒。
聶春玉(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書長):過去這些年說實在的,山西確實存在反腐力度不大、失之于寬、失之于軟的問題,中央抓反腐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時。盡管把我抓住了,但是我也感覺到就得這么做,不然的話不行。
針對山西發(fā)生的系統(tǒng)性、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,黨中央果斷決策,堅決查處了一批嚴重違紀違法的黨員領導干部,并對山西省委班子進行了改組性質(zhì)的調(diào)整。新的山西省委明確提出了“凈化政治生態(tài)、實現(xiàn)弊革風清、重塑山西形象、促進富民強省”的目標要求,新任省委書記王儒林上任伊始,就把腐敗重災區(qū)呂梁作為調(diào)研的第一站,深入分析過去出現(xiàn)問題的原因。
王儒林(時任山西省委書記):呂梁出現(xiàn)嚴重的腐敗問題的主要原因,第一是黨不管黨,黨委沒有履行主體責任。第二個原因呢,我覺得就是制度缺失,權力任性。第三個原因就是官德喪失。
縱觀歷史的長河,國家的興亡、朝代的更迭,無不與“吏治”休戚相關。東漢末期、西晉時期吏治松弛,賣官鬻爵成風,王朝都很快覆亡;而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貞觀之治”等著名的盛世,吏治都十分嚴格。
韓昇(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):比如說唐太宗時期就非常注意官吏的官風,官吏的作風,官吏的廉潔這個方面抓得很緊。有許多罪,如果遇到國家赦免,那是可以赦免的,但是貪污腐敗是絕不赦免。唐太宗說“致安之本,唯在得人”,這個“得人”,也就是有一支跟你同心協(xié)力,有一個共同理想、共同目標的官員(隊伍),就非常重要了,因為這一點是牽涉到國家是走向興盛、還是走向衰敗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。
自古以來,所有賢明的政治家,都十分重視對各級官吏的嚴格要求和管理,不約而同地提出了“治國先治吏”的治國方略。清代思想家顧炎武在《與公肅甥書》中說:“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,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要義”,說的就是自上而下整飭吏治的重要性。
卜憲群(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):正朝廷以正百官就是要從上抓起,只有上正,下才可以正。激濁揚清,這是首要任務,什么是激濁揚清,就是要把腐朽的、渾濁的東西把它拋棄掉,要使清廉的這樣一種文化,一種精神占據(jù)、高揚起來。